案件透视

腐败痼疾

[日期:2013-04-17] 浏览量:1149 来源:www.cr20g2.com 作者:纪委办摘录

 共和国建国六十余年,不可否认的是,国力日盛而积弊也愈深。腐败,或是诸多积弊之中最可咬牙切齿者。这与西汉立国六十年的情况有点相似,庆幸的是一位汉武帝的锐意改革和除故鼎新,为华夏民族锻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今日的中国,也有一派奋发进取的雄心,那么对于痛击腐败,新领导层的决心能持续下去吗?

          历史积弊掣肘反腐风暴

  恶劣的官场文化,浑浊的社会空气 不管承认与否,唯上不唯下、官官相护等中国官场文化,都使得腐败特色十分明显。中国腐败愈演愈烈的态势,以致于让清廉者已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此外,沾上了权力边缘就沾沾自喜、沾不上就自怨自艾的“全民腐败”社会风气,也助长了官员贪腐的气焰。

 滑坡的道德素质 很多年来,一直存在着腐败是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观点。所以,产生腐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今天的中国很难说再去共同信仰些什么,但贪污腐化、能捞多捞却是很多官员奉为圭臬的事情。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怂恿着不少官员在力所能及的权力范围内做起腐败堕落的勾当,而忘记了作为公仆真正的职责。当前社会下,不仅是官员,恐怕各个阶层对于道德堪忧的状况,都深有体会。

 权力的过度集中 现今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真正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这是官员弄权贪腐的制度性根源。“前腐后继”的官员们早已深谙制度的特点,深知权力的用处。这么大的权力,又无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和制约,贪腐行为不借此而行,那才叫怪。

 失效的监督体制 目前对官员的腐败行为监督主要依靠上级领导和专门部门。由于“任人唯亲”使得上下级之间是利益共享而非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专门部门的监督防范更是因为与有关部门或单位缺乏直接联系而形同虚设,对案件的查处往往是群众举报或是其他偶然因素引起,并且只是事后处理,而非事前防范。中国的反腐机构可谓多如牛毛,但内部监督难避亲、外部监督流于形式,很难真正起到有效监督的作用。这也是民众深为不满的地方。

 乏力的查办惩处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十万元,恐怕都不好意思进现在的腐败圈。此外,对腐败官员的缓刑过多过滥,对物质剥夺的心慈手软,甚至对处理官员的慷慨放行复出,都使得大大小小的蠹虫们有恃无恐。如果有这么幸福的事情,贪官们何所惧哉!

 “打虎棒”和“苍蝇拍”选择必谨慎

 不能迷信“人治化”反腐 迷信“人治化”反腐方式,这是反腐败领域存在的最大认识误区。这种“人治化”的反腐方式直接导致了国家反腐败机构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而无法形成法制化的反腐制度。与遵从“领导意识”查处腐败这一做法相对应的是,反腐败机构在缺少领导许可和同意的前提下就无法启动案件查处。即使查处,查处的程度也取决于领导的意志,从而形成反腐败领域的弊端――“选择性惩办”。

 特赦贪官换“进步”? 就官员群体而言,其中除了贪官、庸官,还有众多循规蹈矩的普通官员和不贪的清官。如果以赦免贪官作为政治改革的交换条件,那么结果就是:改革就在把一种阻力变成动力的同时,把另一种动力变为了阻力。此外,从民众对贪腐官员的激烈反应看,所谓说服民众接受特赦,只是某些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太久的知识分子的一相情愿。即便特赦,需要全国人大对赦免制度制定专门的法律,或者对现有刑法进行策略性修改,操作性一旦缺失,特赦只能成空谈。

 高薪养廉能否行得通? 新加坡政府官员高薪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实行的,1994年用法律形式加以规范、约束。在这以前,新加坡早已解决了廉政问题。实施高薪政策,并不是用来“养廉”,而是为吸引人才。而且领取高工资的只是总统、总理和部长等30多人,新加坡高官的工资与普通公务员差距之大,可以说是世界之最。而且新加坡并非毫无根据地给高官高工资,是法律根据国情和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对此是存在误读的。制度的残缺,相信不会因为高薪就堵住官员的贪欲。

 强调监督而忽视分权,难成行 纪检监察机关等反腐败机构的监督必不可少,但这都是防御性的反腐败措施。在中国,设置专门机构进行监督是反腐败的一个重要手段。而更为有效的手段则是通过“分权制衡”,即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莫过度依赖反腐败机制的“逆循环” 当前很多的反腐败案件处理,一般都遵循了反腐败机构发现案件,进而汇报,等待领导批示后再查处的‘逆循环’的运行机制。面对新形势,需要反腐败机构在开放的、参与的、透明的情况下反腐败,从而也要求反腐败的工作模式需要重大的调整改变,如果还是按照旧有的‘逆循环’的反腐败机制来反腐,将会极大地弱化反腐败产生的正面效能。要为公众参与反腐提供更为畅通的平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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